2023年12月5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二十二条对“有人无章”问题作出规定，追本溯源，该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职务行为问题。职务行为可分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代表行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代理行为，均能产生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职务代表行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颇多，但是职务代理行为是随着《民法总则》的出台才逐渐完善。什么是职务代理？职务代理与代表、委托代理有什么区别？“有人无章”情形下合同是否对法人发生效力？这些均是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予以解答。

近日，一则关于东方甄选涉嫌销售假冒“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媒体披露，打假人王海透露，他在购买东方甄选销售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后，发现产品涉嫌伪劣。经过一番调查，王海认为该产品并非来自五常地区，且存在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网上对这次事件评价不一，也让近年来多有争议的“职业打假”群体备受关注。

明星带货又翻车了？！周末一则关于明星黄圣依代言腊肉品牌遭报警的新闻引发关注。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兴业态，许多“网红”、明星纷纷现身直播间化身“种草达人”，吸引广大粉丝下单购买，为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然而，这种商业模式尚未成熟，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明星带货争议多发、头部主播屡上热搜，作为虚拟空间的搭建者——平台的作用不可忽视，根据其具体行为的不同，其法律责任也各有侧重。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危险驾驶罪案件逐年上升，至2019年，危险驾驶罪达到31.9万件，居刑事犯罪之首。每年将30余万人打上“罪犯”的烙印，势必使数万家庭陷入窘境。

在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诉讼中，被告方可能会通过抗辩声称并非该软件的经营者（开发者）或该软件版本的经营者，甚至可能否认与某一软件功能的开发有关，使得被告是否适格成为案件争议焦点。因此，对软件开发者的准确定位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研究软件发布的多个维度，从应用市场、官方网站到推广单页等多个角度入手，揭示真正的软件发布源。详细分析不同平台的特征，对发布者的数字痕迹进行剖析，旨在在法律程序中明确责任主体，从而在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更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毒品代购是毒品犯罪中较为常见的行为方式，也是律师在办理涉毒案件中较为常用的辩护点之一。针对毒品犯罪我国其实出台了很多法律规定和多个会议纪要，最新的会议纪要当属2023年2月的昆明会议纪要，但对毒品代购行为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笔者近日正在办理一起涉毒品类案件，恰巧也涉及毒品代购行为的认定问题。鉴于此，笔者梳理了毒品代购的相关规定、审判指导案例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借此机会与大家一同分享并讨论。

近日，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陆家嘴；证券代码：600663.SH）向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钢集团）及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索赔高达100多亿元的“毒地”案冲上热搜。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巨大的索赔金额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笔者从资源环境法律角度陆续给大家做些梳理评判。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对自诉案件中如何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进行了详细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查明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侮辱、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达到自诉案件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无法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该规定是对《刑法》第246条第三款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落实。

前几个月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当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反复提及“部分谅解”，“全部谅解”。公诉方以某被告人获得的谅解是“部分谅解”为由，对某被告人量刑建议畸重。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不同程度的谅解究竟对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