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危险驾驶罪案件逐年上升，至2019年，危险驾驶罪达到31.9万件，居刑事犯罪之首。每年将30余万人打上“罪犯”的烙印，势必使数万家庭陷入窘境。

在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诉讼中，被告方可能会通过抗辩声称并非该软件的经营者（开发者）或该软件版本的经营者，甚至可能否认与某一软件功能的开发有关，使得被告是否适格成为案件争议焦点。因此，对软件开发者的准确定位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研究软件发布的多个维度，从应用市场、官方网站到推广单页等多个角度入手，揭示真正的软件发布源。详细分析不同平台的特征，对发布者的数字痕迹进行剖析，旨在在法律程序中明确责任主体，从而在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更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毒品代购是毒品犯罪中较为常见的行为方式，也是律师在办理涉毒案件中较为常用的辩护点之一。针对毒品犯罪我国其实出台了很多法律规定和多个会议纪要，最新的会议纪要当属2023年2月的昆明会议纪要，但对毒品代购行为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笔者近日正在办理一起涉毒品类案件，恰巧也涉及毒品代购行为的认定问题。鉴于此，笔者梳理了毒品代购的相关规定、审判指导案例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借此机会与大家一同分享并讨论。

近日，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陆家嘴；证券代码：600663.SH）向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钢集团）及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索赔高达100多亿元的“毒地”案冲上热搜。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巨大的索赔金额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笔者从资源环境法律角度陆续给大家做些梳理评判。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对自诉案件中如何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进行了详细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查明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侮辱、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达到自诉案件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无法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该规定是对《刑法》第246条第三款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落实。

前几个月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当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反复提及“部分谅解”，“全部谅解”。公诉方以某被告人获得的谅解是“部分谅解”为由，对某被告人量刑建议畸重。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不同程度的谅解究竟对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差异？

近日，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陆家嘴；证券代码：600663.SH）向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钢集团）及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索赔高达100多亿元的“毒地”案冲上热搜。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巨大的索赔金额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笔者从资源环境法律角度陆续给大家做些梳理评判。

在出口退税领域，严禁以“假自营、真代理”业务模式办理出口退税，原因在于此种业务模式多与骗取出口退税违法及犯罪行为相关，扰乱了正常的出口退税秩序。但“假自营、真代理”与税收违法及骗税行为并不能划等号。“假自营、真代理”业务模式的本质是什么，违规、违法、涉罪的边界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近年来，骗取出口退税案件频发，且在涉案领域、骗税手段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有关部门针对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打击也呈现出新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实现有效辩护？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从犯罪主体、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犯罪数额、量刑等方面对骗取出口退税罪的主要辩点进行探析，以期为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有效辩护提供一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