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东方甄选涉嫌销售假冒“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媒体披露，打假人王海透露，他在购买东方甄选销售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后，发现产品涉嫌伪劣。经过一番调查，王海认为该产品并非来自五常地区，且存在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网上对这次事件评价不一，也让近年来多有争议的“职业打假”群体备受关注。

明星带货又翻车了？！周末一则关于明星黄圣依代言腊肉品牌遭报警的新闻引发关注。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兴业态，许多“网红”、明星纷纷现身直播间化身“种草达人”，吸引广大粉丝下单购买，为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然而，这种商业模式尚未成熟，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明星带货争议多发、头部主播屡上热搜，作为虚拟空间的搭建者——平台的作用不可忽视，根据其具体行为的不同，其法律责任也各有侧重。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的危险驾驶罪案件逐年上升，至2019年，危险驾驶罪达到31.9万件，居刑事犯罪之首。每年将30余万人打上“罪犯”的烙印，势必使数万家庭陷入窘境。

在网络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诉讼中，被告方可能会通过抗辩声称并非该软件的经营者（开发者）或该软件版本的经营者，甚至可能否认与某一软件功能的开发有关，使得被告是否适格成为案件争议焦点。因此，对软件开发者的准确定位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研究软件发布的多个维度，从应用市场、官方网站到推广单页等多个角度入手，揭示真正的软件发布源。详细分析不同平台的特征，对发布者的数字痕迹进行剖析，旨在在法律程序中明确责任主体，从而在维护合法权益方面具有更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近日，高朋律师事务所陈天昊律师代理的上市投资退款系列案件，历经北京海淀法院、北京仲裁委、北京丰台法院，某拟上市集团公司，终同意向投资者退还上市投资本金、投资收益、投资损失总计约770余万元人民币，且承担投资者全额诉讼维权成本，向投资者支付逾期利息。

毒品代购是毒品犯罪中较为常见的行为方式，也是律师在办理涉毒案件中较为常用的辩护点之一。针对毒品犯罪我国其实出台了很多法律规定和多个会议纪要，最新的会议纪要当属2023年2月的昆明会议纪要，但对毒品代购行为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笔者近日正在办理一起涉毒品类案件，恰巧也涉及毒品代购行为的认定问题。鉴于此，笔者梳理了毒品代购的相关规定、审判指导案例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借此机会与大家一同分享并讨论。

近日，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陆家嘴；证券代码：600663.SH）向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钢集团）及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索赔高达100多亿元的“毒地”案冲上热搜。复杂的土壤污染问题、巨大的索赔金额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笔者从资源环境法律角度陆续给大家做些梳理评判。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其中对自诉案件中如何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进行了详细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及时查明行为主体，收集相关侮辱、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经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达到自诉案件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无法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该规定是对《刑法》第246条第三款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落实。

前几个月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当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反复提及“部分谅解”，“全部谅解”。公诉方以某被告人获得的谅解是“部分谅解”为由，对某被告人量刑建议畸重。由此引发笔者的思考：不同程度的谅解究竟对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