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WTO的前身是运行了46年之久的关贸总协定GATT。中国与GATT/WTO的历史曲折迂回。中国是GATT的创始缔约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1950年宣布“退出”GATT，1965年台当局又以观察员身份参与GATT活动，1971年联大恢复中国席位后，GATT又请离了台当局代表。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GATT缔约方席位，1995年GATT被WTO替代了，中国当年申请加入WTO，直至2001年谈判结束方成为WTO成员。

虽然中国在GATT中几经起伏，但从谈判创立GATT和运行伊始，直至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有一位中国人，一直在GATT秘书处工作，并担任高官。他以自身的专业技能，宽厚的待人美德，在GATT这个“富人俱乐部”中，赢得了各国代表和秘书处同仁的尊敬和爱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和GATT近30年没有过官方往来。但是，由于他的坚守，GATT同中国藕断丝连。

高朋律师事务所顾问唐小兵律师，作为中国最早参与GATT谈判的官员和供职联合国及WTO的中国雇员，与GATT中这位坚守的中国人有不少交集。在纪念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之际，唐律师撰文回忆往事，以缅怀这位为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做出贡献的先辈。

接上文：高朋观点|史海钩沉：战后多边贸易体制GATT中的中国第一人（上）。

1972年，应联合国之邀，时先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筹划技术援助。在他的推动下，1972年举行的第三届UNCTAD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决定UNCTAD利用UNDP资金设立一个多边贸易谈判技术合作项目方案，向参加GATT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由此，时先生曾被称为是UNCTAD MTN Project Programme（联合国贸发会多边贸易谈判技术合作项目方案）的“鼻祖”。

1973年3月1日,应UNCTAD秘书长聘请，时先生离开了GATT秘书处，转到联合国贸发会议多边贸易谈判技术合作援助方案(UNCTAD MTN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me)司任司长、UNCTAD/UNDP多边贸易谈判区域间项目(UNDP/UNCTAD IRP/MTN)担任主任、和UNCTAD秘书长贸易政策顾问，直至1979退休。

从1973年到1979年，时先生作为这个UNCTAD多边贸易谈判“跨区域项目”的负责人，领导了一个国际专家团队，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代表团提供各种技术援助和谈判能力建设，以加强他们处理东京回合贸易谈判各个方面的能力。

时先生在整个东京回合贸易谈判期间(包括前期准备工作)，负责：协助发展中国家多边贸易谈判协调委员会及其各区域集团筹备1973年9月东京部长级会议,包括起草东京宣言的案文；商确东京回合的原则和目标;就谈判中的每个特定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背景、潜在利益、谈判技巧和战术考虑，准备成机密简报并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建议；在日内瓦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的不同地点组织和举办关于东京回合总体或具体谈判主题的研讨会、讲习班和协调会议；协助在非洲、亚太、拉丁美洲和西亚设立多边贸易谈判区域技术援助项目；协调和支持这些区域项目组织的活动。

时先生在担任GATT培训学院院长时注重对发展中国家谈判人员的培训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在担任GATT发展司司长期间，在他的工作权限内积极推进GATT对“贸易和发展”议程的讨论，和推动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他担任UNCTAD多边贸易谈判“跨区域项目”的负责人时，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期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有效的参与各项谈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宝贵的贡献，时先生深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很多拉美国家敬重和爱戴。1989年，委内瑞拉总统Carlos Andrés Pérez就职时，还特地派专机将时先生接到加拉加斯来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由此可见，他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时先生曾告诉我，保证期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及主债务诉讼时效的衔接与区分图例（注：长横轴为时间轴，点击查看大图）1948年5月，时老先生入职GATT时，GATT刚刚开始运行，士气非常低迷，勉强的生存了下来。他记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GATT一直处于低谷。

GATT由于是临时生效，其地位一直不确定，秘书处当时也非常小，包括时先生在内只有7位专业人士(Professional staff)。到了1955年GATT秘书处，包括非专业人员(General staff)也才只有四十余名职员。GATT秘书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招聘新职员，已经入职的也迟迟拖着不予以转正。

2011年4月22日,我在日内瓦附近的法国小镇Ferney-Voltaire的一家旅馆见到时先生的一位老部下Paul Luyten先生,比利时人,他告诉我：他是时先生1955年招聘入职GATT秘书处。他当时P1级助理官员。本应两年后转正为P2，可是GATT秘书处在他的两年合同到期后一直拖着，迟迟不给他转正。后来在时先生的一再力推下，他在1958才如愿以偿得到了转正。为此，时先生曾花费了很大精力和时间写了三份很长的备忘录，说服GATT秘书处上层。Paul Luyten先生一直还保留着60多年前时先生为他提级所写的这三份备忘录。并将它们转交给我保存至今。他终身都非常感激时先生。1966年，Paul Luyten先生回到比利时外交部任职。后来，他担任了第一位欧洲共同体(现叫欧盟)驻GATT大使、常驻日内瓦代表。他们两个家庭从50年代就成为好朋友；一直持续至今。1997年11月时先生去世前，他还专程去华盛顿看望了时先生。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同美、英、法等国一道于1948年创建了多边贸易体制，并于1948年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签署了GATT。后因新中国成立，国民政府溃败，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1950年窃取中国GATT席位的台湾当局因无力履行我国在GATT中承诺的关税减让义务，不得不退出了GATT(尽管该退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新中国当时因朝鲜战争受到西方制裁，无法行使代表权参与GATT活动。

在GATT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时先生能孤身一人一直在GATT秘书处坚守下来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时先生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这完全说明他具有很强毅力和忍耐力。时先生的中、英文功底都很好，还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否则，他很难能在当时的GATT秘书处一坚守就是二十五年。

时先生在GATT秘书处和UNCTAD秘书处老同事中，包括日内瓦外交使团中老外交官中的口碑都很好。每次当我同他们聊起时先生，他们都认为时先生对同事对部下一直都非常真诚、朴实、可靠、讲义气。他非常乐于助人，并且还很幽默。

在近代多边商务外交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同GATT关系曲折而又错综复杂。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和GATT近30年没有过官方往来。但是，由于时先生的坚守，GATT同我们还是藕断丝连。

严格来说，时先生1948年5月入职是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临时过渡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im Commiss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UNICITO）秘书处，而不是GATT秘书处。因为GATT不是一组织，只是一个协定，从来就没有过秘书处。由于1948年5月美国国会未能批准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TO）,GATT临时生效并借用了UNICITO的秘书处。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将UNICITO的秘书处改称为GATT秘书处；将UNICITO Executive Secretary也改称为GATT Director General。

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恢复了我们它在联合国的席位。随着，GATT遵循联合国决议、取消了台湾在GATT的观察员席位。

1973年1月，时先生回国休假曾向当时的外贸部国际小组(于1972年成立，后又改称为国际关系组)介绍过GATT当时的情况。

1974年11月16日，时先生曾在北京饭店出席过一次由外贸部国际关系组赛自爽局长召集“关贸总协定”座谈会。与会者有：外交部国际司，部内三局，海关局等等单位。当时，时先生已离开GATT秘书处任UNCTAD多边贸易谈判援助方案司司长。

1980年8月4日，我国作为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临时过渡委员会执行理事会18名成员之一参与了选举GATT总干事Arthur Dunkel。该执行理事会因属于联合国当时一直存在，直至WTO成立后才解散。

时先生是历史见证人。他亲临目暏了没有中国参与的GATT前30年；也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前20年的巨大变化。时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参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如果今天他仍在世，等到了中国重返国际多边贸易体制WTO，并看到国家改革开放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一定会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