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WTO的前身是运行了46年之久的关贸总协定GATT。中国与GATT/WTO的历史曲折迂回。中国是GATT的创始缔约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1950年宣布“退出”GATT，1965年台当局又以观察员身份参与GATT活动，1971年联大恢复中国席位后，GATT又请离了台当局代表。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GATT缔约方席位，1995年GATT被WTO替代了，中国当年申请加入WTO，直至2001年谈判结束方成为WTO成员。

虽然中国在GATT中几经起伏，但从谈判创立GATT和运行伊始，直至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有一位中国人，一直在GATT秘书处工作，并担任高官。他以自身的专业技能，宽厚的待人美德，在GATT这个“富人俱乐部”中，赢得了各国代表和秘书处同仁的尊敬和爱戴。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和GATT近30年没有过官方往来。但是，由于他的坚守，GATT同中国藕断丝连。

高朋律师事务所顾问唐小兵律师，作为中国最早参与GATT谈判的官员和供职联合国及WTO的中国雇员，与GATT中这位坚守的中国人有不少交集。在纪念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之际，唐律师撰文回忆往事，以缅怀这位为中国参加多边贸易体制做出贡献的先辈。

在经历了8年“复关”和7年“入世”既复杂、又漫长的谈判后，中国最终于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多哈正式签署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这也为多年来，中国到底是“恢复”(Restoration,Resumption,Reinstatement,Readmission),还是“新加入”(Re-accession)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历史上GATT同中国那种独特的关连是抹不掉的。

今天，在庆祝中国加入WTO二十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中国人在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创立战后多边贸易体制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早期在关贸总协定（GATT）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国际职员时钟策(Constant Chung-tse Shih)先生。时老先生是在GATT秘书处工作的第一位中国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际职员。他的一生十分传奇。

时先生1915年出生于安徽寿县。1933年至1936年他在上海一家国际银行学徒，后来又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征参加抗战，随国民政府去了重庆。不久，他又去了云南至缅甸的公路上开卡车，支援抗战。同时，通过这项辛苦而又危险的工作(因为，当时经常有日军军机轰炸)来为他去英国留学筹资。抗战胜利后，他前往英国留学。

　　图一：时钟策（左一）和母亲、妹妹、祖母

在英留学期间，一个偶然机会，使他成为了联合国驻哈瓦那代表团的一员，并参加了于1947年11月21日至1948年3月24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联合国贸易和就业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在此期间，时先生参与了哈瓦那宪章(Havana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谈判；关贸总协定的临时生效(GATT Provisional Application)的谈判；和国际贸易组织过渡委员会(Interim Commiss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CITO)秘书处的筹备等工作。

时先生自1948年5月入职GATT秘书处直至1973年3月1日离开，在GATT秘书处服务了二十五年。1973年3月1日，他又转入UNCTAD（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秘书处任职直至1979年退休，共计在国际组织服务了三十多年。他的整个国际公务员职业生涯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图二：时钟策先生

时先生和我同乡，是我的老前辈、也是我的师长。虽然，我之前从未与时老先生共事过，但通过接触到的早期复关文件资料和UNCTAD多边贸易谈判技术合作援助方案编写东京回合谈判手册教材，使我对他早就耳濡目染。

1986年3月，我到日内瓦国际纺织服装局(International Textiles and Clothing Bureau-ITCB)任职不久就有幸同他相识。随后，我在UNCTAD任职期间，他曾几次是我所分管项目聘请的专家。后来，几乎时先生每次来日内瓦出差(作为私人贸易政策咨询顾问或UNDP项目评审专家)，或探亲访友我们都会见面。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很多的教诲，传授了很多他在国际机构中积累的各方面经验，或讲述早期GATT的“那些”故事，使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他在GATT秘书处、和UNCTAD秘书处老同事中，以及日内瓦外交使团中老外交官中的口碑都很好。

2002年8月1日，我离开了UNCTAD秘书处，入职WTO秘书处。成为了中国入世后在WTO秘书处工作的第一位中国人。2004年1月，我向WTO秘书处人事司询问，他们可否保存了一些有关时先生的信息。很快，我就收到了他们的回复并给了我一份时先生GATT时期的履历表。那上面非常清楚、详细地记载着：

时先生于1948年5月10日，入职GATT秘书处任助理研究员；

1958年1月1日，晋升为数量限制科科长(Head,Quantitative Restriction Section)；

1963年1月1日，晋升为贸易政策司参赞(Counsellor,Trade Policy Division)；

1963年4月26日，任贸易政策信息部总务司参赞(Counsellor,General Division,Department of Trade Policy and Intelligence)；

1964年2月6日，任执行秘书(即总干事)办公室在职培训(即Trade Policy Course)项目方案主任(Counsellor,Director of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me,Office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1966年1月1日，调任贸易发展部发展司代司长(Acting Director,Development Division,Department of Trade&Development);

1966年7月1日，晋升为发展司司长(Director,Development Division)；

1969年10月1日，调任助理总干事助理负责贸易政策部(Assistant to the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Department of Trade Policy)直至1973年3月1日离开。

　　图三：GATT档案室保存的时钟策先生履历表

由于，有银行工作经历，在国际金融和财会方面经验丰富，又精通珠算，时先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在50年代从事了多年有关遏制和取消以国际收支为由或出于工业发展目标维持的数量限制的工作；为国际收支委员会提供支持；并代表GATT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货币储备相关事宜进行协调。

时先生还负责或参与了一些重要、敏感棘手议题的处制：例如1955年美国农业豁免要求；GATT“免责条款”项下的紧急行动安排；“灰色地带”措施；“市场扰乱”问题；棉纺织品短期安排；棉纺织品长期安排；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MFA)；1971年美国进口附加费问题;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形成过程中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加入和临时加入（日本、瑞士、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援引第XXXV条不适用GATT义务；以及GATT“临时适用”和“祖父条款”等等。

二战后，美国主导创立的多边贸易体制——GATT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经济发展和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牵引对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这一认知。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随着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数量突然具增，联合国内要求关注贸易发展问题并为之采取行动的呼声不断。发展中国家对GATT“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和“互惠”(“reciprocal”)贸易自由化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平等地对待不平等是非常不公正的”(“equal treatment of un-equals is unfair”)。他们还认为GATT体制，既没有坚固的机构基础，又忽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相反，GATT过渡热衷于消减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壁垒。甚至还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商品”安排也被踢出了GATT之外。国际社会曾两次试图创立一个有机构基础的国际组织：即，1948年的国际贸易组织（ITO）和1955年的贸易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Trade Co-operation-OTC），后都因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失败。结果，1964年成立了UNCTAD并召开第一届贸发大会;GATT也增添了第四部分。

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处境的同情，时先生在他的工作权限内积极推进GATT对“贸易和发展”议程的讨论；推动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自由化（例如在GATT组织机构中：第三委员会(Committee III)、行动委员会(Action Committee)、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热带产品工作组、关于剩余限制工作组等等）。

时先生参与了历轮GATT回合多边关税和贸易谈判的运作，特别是肯尼迪回合。60年代初期，他还担任过GATT贸易政策课程(Trade Policy Course)培训学院院长。他十分清楚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关税和贸易谈判中所面临困难：即，缺乏对谈判所涉及法律和谈判技能的了解和知识的熟悉；缺乏足够的统计信息和数据的支持。他深知多边贸易谈判技术援助和谈判能力建设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的重要。

　　图四：时先生在GATT与缔约方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