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产生

《合同法》第242条规定：“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民法典出台以前，对于承租人破产，融资租赁出租人可依《合同法》第242条取回租赁物并无太大争议，主流司法实践也对此持支持态度。但民法典对《合同法》该条规定进行了调整。民法典第745条规定：“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两者相较，调整有二：一是，增加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表述；二是，删除了“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表述。此增加表述，有将融资租赁构造成一种非典型担保权，并有条件地赋予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的旨意。而该删除表述，又似乎将导致出租人能否在破产程序中取回租赁物变得不确定，甚至有无法取回的风险。

那么问题来了，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当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融资租赁出租人对租赁物所享有的究竟是别除权还是取回权？融资租赁出租人究竟是否有权行使租赁物取回权？民法典第745条规定的笼统和模糊性、相应司法解释的缺位、破产法作为程序法与有关实体法之间可能存在的适用冲突，以及由于民法典实施时间较短尚无指导案例可循等原因，使得探讨上述问题的答案颇有难度，但解决该实操问题无疑是必要的，有意义的。目前，各专家学者、法律同仁们对此问题的观点见仁见智。笔者不才，在此试图一陈管见，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二、承租人破产，融资租赁出租人可向管理人主张别除权，还是取回权？

（一）第一种观点——若出租人已行登记，则仅享有别除权，不享有取回权

关于民法典第745条对《合同法》中242条的修改，学理上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以著名担保法学者高圣平教授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删除了“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并增加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表述，这说明，民法典将融资租赁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功能化为一种担保权，属于非典型担保，故在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不得依其所有权主张破产取回权，而仅得在其所有权已行登记的情形下向破产管理人主张优先受偿权；如未登记，即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也不得对抗破产管理人。[1]，而不享有破产法意义上的取回权。

（二）第二种观点——若出租人已行登记，则既享有别除权，也享有取回权，二者择一行使

另一种观点认为，删除“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民法典完全否认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并基于此从承租人（管理人）处把租赁物取回。该观点同时还认为，从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解释》”来看，民法典对出租人的权利做的是加法，而不是减法。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除可依民法典第752条规定行使租赁物取回权外，还可根据《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并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的价款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行使别除权，即在承租人进行破产时，出租人可以选择要求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并以租赁物拍卖、变卖价款受偿。也就是说，取回权和别除权是法律赋予出租人的两种不同的行权方式，出租人可以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及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2]当然，该种观点也认为，此处出租人行使取回权和别除权的前提也是出租人对租赁物所有权进行了在先登记。只不过民法典对此修改的意义在于，如果出租人没有进行登记，承租人又对租赁物进行了抵押或转让，若删除“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出租人便不能行使取回权。[3]

（三）最高法院的观点——有点模糊

最高法院似乎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但仔细分析似又与第一种观点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对于民法典第745条的理解与适用，最高法院认为，结合既有社会实践和《民法典》第388条中关于“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的规定，一般认为，所有权保留交易中出卖人对标的物的所有权、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实际上已经“功能化”为担保权，不再是《民法典》物权编意义上的所有权，其权利内涵更接近于动产抵押权这一定限物权（这一段貌似与高圣平教授的观点相符）。因此，为理顺动产担保的公示规则体系，统一法律适用，最高法院出台的《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7条规定：“在所有权保留买卖、融资租赁等合同中，出卖人、出租人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及其效力，参照本解释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理。”[4]，而《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4条第四项规定：“抵押人破产，抵押权人主张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最高法院是将民法典第745条与《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4条和第67条放在一起来解释的。据此，最高法院得出结论是：民法典第745条所指的未登记的所有权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包括破产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同时，最高法院还指出，《民法典担保解释》第54条、第67条作出如此规定的原因主要在于响应和贯彻民法典关于消灭隐形担保的基本思想，将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所有权作出适当的“限制”（笔者注：请注意是“限制”，而不是“否认”。），亦是基于此种思想和目标而作出的法政策选择的结果。[5]问题是，这种限制的范围和程度如何？是出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行使所有权而只能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行使别除权（如高圣平教授的观点），还是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即可行使所有权呢？最高法院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结合最高法院在其《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的论述，以及上述最高法院得出的结论“未登记的所有权不得对抗破产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笔者认为，应为后者，即，承租人破产，出租人已行在先登记的情况下，有权向破产管理人主张租赁物取回权。理由是：第一，在民法典第745条规定文义来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主语是所有权，而不是类似于“动产抵押权”等定限物权，融资租赁所有权虽然具有担保功能，但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动产抵押权”等定限物权；第二，出租人的所有权是民法典第745条和第752条以及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绝大部分融资租赁合同都会做出如此约定）明确赋予出租人的权利，应受保护，不能任意予以剥夺。

（四）笔者的观点

经分析，笔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前述第二种观点，但论述的理由是结合了第二种观点和最高法院的现有观点。

1.承租人破产，若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则出租人既不能行使别除权，也不能行使取回权。

承接上述分析，顺着最高法院的思路，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如果未经登记，则不得对抗已经被受理破产申请的承租人的破产债权人和管理人。换言之，在承租人破产的情形下，如果未经登记，出租人无权基于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而径行取回租赁物，管理人有权对其取回租赁物的主张予以拒绝，尤其是，比如破产债权人在租赁物上设立了抵押权并进行了登记（该种情形，租赁物即抵押物，应由管理人行使别除权，抵押权人有权就抵押物处置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再比如承租人将租赁物卖给了善意第三人（该种情形，该善意第三人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下，有权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等情形，出租人更是客观上无法取回租赁物。

还有一个问题：如上述分析，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出租人无权依其租赁物所有权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取回，那么出租人能否向管理人主张别除权，要求管理人拍卖、变卖租赁物，并以所获价款向其优先清偿呢？笔者认为，也不能。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民法典担保解释》第65条规定：“在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剩余租金，并以拍卖、变卖租赁物所得的价款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中的“受偿”并不是“优先受偿”，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该司法解释的漏洞，而是呼应民法典第745条关于“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也就是说，只有出租人就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进行了登记，才能就租赁物拍卖、变卖等处置行为所获价款优先受偿，否则不能优先受偿，而只能是“受偿”，而这种不具有优先性的“受偿”在破产程序中，实际上与普通破产债权人的权利并无实质差别。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未经登记，出租人除不能行使取回权外，也不能对租赁物享有别除权，即不能主张对租赁物所获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此种情况下，出租人实际上只剩下按照民法典第752条规定的第二条路径主张权利，即只能就剩余全部租金及相应损失，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

2.承租人破产，若对租赁物所有权已行在先登记，则出租人既享有别除权，也享有取回权，二者可择一行使。

如果出租人已就租赁物完成登记，且登记在先，则出租人对破产管理人和破产债权人就有了对抗效力。笔者同意李志刚老师关于“民法典对出租人的权利做的是加法，而不是减法。”的观点，笔者认为，出租人可任意选择民法典第752条规定的两条途径向管理人提出权利主张，一是请求支付全部租金，同时享有租赁物别除权，即此时租赁物作为支付租金的担保，出租人可要求管理人对租赁物进行拍卖、变卖，并以所获价款优先向出租人进行清偿；二是，向管理人提出解除合同申请，要求管理人返还租赁物并赔偿相应损失（如有）。也就是说，在租赁物已行登记的情况下，出租人对租赁物既享有别除权，也享有取回权，出租人可以择一行使。

当然，出租人可以围绕别除权和取回权，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权利主张策略，提出不同的诉请，此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问题，在此恕不展开。

三、出租人的权利主张与管理人的合同挑拣履行权是否存在冲突

还有一个令很多人都比较困扰的问题绕不过：即，在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向管理人提出有关行使别除权、取回权等相关权利主张，是否会与《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规定的管理人对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挑拣履行权存在冲突？

（一）承租人破产，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在承租人破产的情况下，承租人未能按约支付租金，甚至发生全部租金加速到期的情形，此时租赁物由（承租人）管理人控制，此种情况下，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对此问题亦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理由是，出租人的义务已经完成，因为出租人的义务就是购买租赁物、支付价款并交付租赁物。此时，只有承租人的义务没有完成（未依约支付租金）。因此该情形属于只有一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而不是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因为出租人除了购买和交付租赁物外，根据民法典第748条第1款规定“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即出租人还有一项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平静占有的义务。[6]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但是认为后一种观点的理由可能稍欠充分。因为通常情况下，出租人取回租赁物是由于租人已经违约且基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而并不是民法典第748条第2款规定的“无正当理由”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若在民法典第748条第2款规定情况下，还要求出租人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平静占有过于严格，不合情理，也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立法初衷。因此，笔者试图从另一方面进行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干问题的规定（二）》第34条：“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标的物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未依法转移给买受人前，一方当事人破产的，该买卖合同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合同。”规定可知，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在破产程序中被作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对待，其原因是出卖人并未完成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当然一般是因为买方没有依约支付货款）。所有权保留交易与融资租赁交易在民法典体系中都属于具有担保功能的非典型担保，二者有许多极为类似的特点。那么，在破产程序中，能否参照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做法将融资租赁合同也认定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承租人破产，出租人是否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是否能够取回，出租人在破产程序中是否能够得到清偿，得到清偿之后依约哪方能最终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租赁物所有权最终如何转移等均尚未确定，或尚待履行，因此，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在承租人破产且欠付租金情形下，宜将融资租赁合同认定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主张与管理人合同挑拣履行权是否存在冲突？

准予上述理解，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出租人的权利主张与管理人合同挑拣履行权是否存在冲突？这个问题看似需要分情况讨论：

1．出租人就租赁物所有权已行登记的情况

如前面所分析的，此种情况下，出租人既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并就租赁物所获价款（可以参照担保物权程序实现）优先受偿；也可以向管理人提出解除合同申请，要求管理人返还租赁物并赔偿相应损失。前者对应行使的是别除权，后者对应行使的是取回权，二者择一行使即可，且选择权在于出租人。但是无论哪种权利的行使（当然，首先要符合法律规定和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条件），管理人都无权以合同履行挑拣权为由予以拒绝。比如，当出租人选择前者时，管理人无权选择合同解除并返还租赁物，但不支付租金。再比如，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情况下，管理人无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李志刚老师的观点，即破产法仅仅是一个统合性的权利冲突处理程序，破产法本身没有变性功能，来把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变成担保权。民法典融资租赁合同章、《民法典担保解释》的规定没有因为破产程序而被改变——破产法作为一种程序法没有提供这种改变/变性的依据。而对于管理人合同挑拣履行权来源的《企业破产法》第18条，该条规定要解决的是继续性合同，并不因为承租人的破产而当然解除，在没有其他因素，只有破产因素导入的情形下，由承租人的管理人来决定是否解除。该条规定的法理基础是“全面履行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因此，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7]。并不是因为承租人破产，管理人对融资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和解除，就有了超级决定权，甚至吸收出租人法定解除权的超级决定权。[8]正如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审理的《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永发科技有限公司一般取回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所论述的“该条的规定（指《企业破产法》第18条）意在实现破产企业财产价值最大化、公平清偿以及挽救企业。本案中，被告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原告向被告破产管理人发函申请取回租赁物，破产管理人回函选择了继续履行合同，并确认了受理破产日之前到期的未付租金319360.4元为普通债权，上述行为已经充分体现了破产企业财产价值最大化、公平清偿以及挽救企业这一破产法的重要目标，但是法律同时还具有公平性，破产法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还应兼顾融资租赁合同出租人的利益。”，最后法院判决融资租赁出租人有权要求取回租赁物。可见，司法实践中，即便是对破产程序中公平清偿价值的维护也是有限度的，是不能以损害其他正当合法权益为代价的。

2．出租人就租赁物所有权未行登记的情况

如前面所分析的，在出租人未就租赁物所有权进行登记的情况下，出租人只能就剩余全部租金及相应损失，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此种情况下，由于出租人提出权利主张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实际上，退一步讲，即便管理人享有合同履行挑拣权：（1）如果管理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出租人而言是相对更为利好的，因为管理人基于合同挑拣履行权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对于出租人而言则属于共益债权，共益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并可随时受偿；（2）如果管理人选择解除合同，那么出租人就有了取回租赁物的理由，一般来说，对于出租人而言也是利好的。当然，实操中，笔者相信管理人也几乎不会这么操作，这是违反破产法关于破产企业财产价值最大化、公平清偿以及挽救企业的重要宗旨的。

综上，其实，在承租人破产情况下，无论出租人就租赁物所有权是否登记，与管理人的合同挑拣履行权均不存在实质冲突，或者说管理人的合同履行挑拣权在此情形下并无适用理由。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民法典将融资租赁功能化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权，租赁物的所有权发生了一些弱化，使出租人对租赁物所有权的行使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法律并未完全否认，甚至是明确赋予了出租人在一定条件下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即使是综合协调和处理多方权利冲突的破产程序也不能无故剥夺。因此，笔者认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如果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且承租人尚有未依约支付的租金，在出租人对租赁物所有权已行登记且登记在先（考虑到租赁物上可能不只一项权利登记，比如还可能设定了动产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其有权向管理人主张行使别除权或者取回权（择一行使），管理人则无权拒绝，也无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规定主张合同挑拣履行权。当然，出租人该等权利的行使还需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在出租人对租赁物所有权未行登记的情况下，出租人既不能行使别除权，也不能行使取回权，其只能就剩余全部租金及相应损失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此时也无管理人行使合同履行挑拣权的余地。因此，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承认融资租赁出租人在已行登记且登记在先的条件下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并在符合合同约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取回权，并不违反《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规定，也不会减损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反而可以更好地保护没有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这也符合法理和法律应有的价值取向。

诚然，对于文首问题的回答，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无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可循。笔者水平有限，恐说理尚有不周延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期待后续法律或司法解释能够尽快补上这一缺口，或有相关指导案例尽快出现，让未定之论能够一锤定音。

引用及注释：

[1]参见高圣平：《民法典担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3月版，第1219页。

别除权，是指享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在债务人宣告破产后，可不依破产分配程序，而就该担保财产单独优先受偿的权利。

[2]参见李志刚：《承租人破产，融资租赁出租人享有的是取回权还是别除权》，载于https://mp.weixin.qq.com/s/olvJhAecNj7qxRz1cUW85A，2022年7月6日访问。

[3]参见李志刚：《承租人破产，融资租赁出租人享有的是取回权还是别除权》，载于https://mp.weixin.qq.com/s/olvJhAecNj7qxRz1cUW85A，2022年7月6日访问。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560页。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562-563页。

[6]参见高苹、李增广、张丹妮：发布于安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安杰视点|融资租赁纠纷解决实务（一）：承租人破产，出租人如何主张权利》，访问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RRIoqPzbcrlYqaXSBNIZw，访问时间：2022年7月6日。

[7]参见吴高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条文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8]参见李志刚：《承租人破产，融资租赁出租人享有的是取回权还是别除权》，载于https://mp.weixin.qq.com/s/olvJhAecNj7qxRz1cUW85A，2022年7月6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