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使团老少二王“扫雷”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工作组工作几乎没有进展。显然，海峡两岸进入关贸总协定，事实上被捆绑了在一起。不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的谈判难以进行。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缔约方，总协定秘书处，以及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也都十分清楚一条政治红线，那就是台湾问题无法绕开中国，不同中国政府协商，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台湾问题免谈。

1991年5月，总干事邓克尔访华，中国政府领导人向其表明了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恢复缔约国地位之后，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加入总协定。这为谈判解决台湾问题指明了方向，开出了条件。

但条件还尚未开谈，美国就蠢蠢欲动。1992年元旦刚过，美方扬言要在二月份的总协定理事会上推动成立台湾工作组，启动台湾加入总协定的谈判。这无疑是个重磅地雷。这一年轮到印度驻关贸总协定大使朱奇担任理事会主席。老少二王立即敲开印度使团的大门，找到朱奇大使交涉。

面对朱奇，老王逐字逐句重申，我逐字逐句翻译关于中国对台湾加入总协定问题的三个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第三，若台湾想以单独关税地区参加关贸总协定，它必须同中国中央政府商量并征得同意。此三原则简言之，即一个中国，中先台后，中国同意。

朱奇属于那种养尊处优的印度人，棕里透白的面庞圆满，但总让人觉得略有浮肿似的。他个子不高，略微发福，埋在沙发里，似仔细聆听。镜片后是一双浅浅微笑的目光，却总掩饰不住狡黠。听罢，他用浓重的印度英语回应道，他注意到中方的三原则，作为理事会主席，他听命于各缔约方，为此他将分别与各缔约方非正式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中国第二任谈判代表、外经贸部佟志广副部长开启他称之为的“破冰之旅”，到日内瓦参加中国工作组会议。会下，总协定副总干事美国人卡莱尔向佟部长表示，愿意以个人身份在中美之间斡旋，提出由理事会主席做个声明，明确台湾加入总协定的条件。卡并拿出了声明初稿。但是，围绕如何实现中方的三原则，特别是中先台后以及台湾在总协定中的称谓等，初稿与中方立场相距甚远。

看来这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但又不能久拖不决。受命，中国驻日内瓦使团，与美国驻关贸总协定使团，加上欧盟驻关贸总协定使团，三方驻日内瓦的代表，就理事会主席声明的具体文字内容，展开了全天候的密集非正式磋商。

中方出场由老少二王组合，老王谈判，我翻译。美方出场的是中文名叫唐伟立的专员，欧盟由参赞卡尔.法肯伯格出场。唐伟立是个坐轮椅的外交官，几年前他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就与我们相识，后调至美国驻日内瓦使团。据说，他曾与美国立法机关交涉，迫使美国修改了残疾人不能做外交官的规则。关贸总协定大门前有数级台阶，无法改建残疾人专用道。唐到任后，总协定秘书处在台阶一侧装了个简易升降梯，供他使用。法肯伯格，顾名即知是德国人，时年富力强，嗜足球滑雪，貌似大咧咧，工作起来却不失机灵与严谨。当时两德分裂40多年后刚刚统一，首都正重新迁回柏林。法肯伯格本属于那种笑意满脸的德国人，国家统一使他春风得意心情灿烂。在这个时刻由这位刚刚国家统一的德国人与中国商讨台湾问题，于他于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中美欧三方的磋商，照顾到唐伟立，多数在美国使团和关贸总协定大楼进行（美国使团距总协定大楼仅一百来米）；出于礼节，有几次在中国使团磋商。磋商不拘时间，一俟需要，随叫随到。从1992年1月到9月，三方四人花了八个月时间，谈成了五百来字的总协定理事会主席声明。逐字逐句，无不反复推敲。其中的几个程度副词和数量副词，来回谈了几个月。谈成的声明以英文文本为准（总协定的官方语言）。声明中英文如图。

三方谈成的以上声明，遂交给理事会主席印度大使朱奇，变成了“朱奇案文”，由他在1992年9月29日关贸总协定召开理事会宣读，最终成为理事会决定。在宣读之后，朱奇又做了口头附加说明：

“作为形成理事会刚才所作决定的谅解的一部分，中国台北在其作为观察员以及随后作为缔约方期间，其在关贸总协定中的代表权将遵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权模式，换言之，其代表的头衔不得具有任何主权含义。

我还愿意代表理事会邀请中国台北在工作组工作期间，作为观察员参加理事会和其他关贸总协定机构今后的会议，当然，秘书处还将请中国台北当局提交必要的信息和文件，以便利工作组的审议。”

上述的声明和和附加说明，均已记录在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文件中，成为对缔约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五百来字，写八个月。咬文嚼字，下笔蜗行，此生之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