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承办一个案件，了解到审查逮捕案件的考核标准和以前有了很大变化。检察院现在的考核标准规定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捕后的取保、不起诉或缓刑都是负面评价指标。据说如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逮捕率，但事实上真能起到这个作用吗？检察官在逮捕后为了避免被扣分，不论案件的实际情况如何，一定会极力避免取保、不起诉或缓刑。正如我现在办理的这个轻罪案件，如果在审查逮捕前认罪认罚，一定不会批准逮捕；但捕后认罪认罚却不能再改变强制措施。如此一来，逮捕率和实刑率必然提高，更重要地是背离了捕诉合一的初衷。

一直在努力避免的捕诉合一的噩梦还是如期来了。

在捕诉合一深入论证并开始实践的初期，检察机关担心同一检察官既捕又诉会把逮捕标准和起诉标准混同，形成逮捕标准人为提高、起诉标准人为降低，逮捕措施绑架起诉行为的局面，所以一直在强调逮捕、起诉标准不同、功能作用不同，二者不能相互代替、混同，更不能捆绑在一起。但现在检察机关却以考核指标的形式，引导检察官将逮捕行为和起诉行为高度统一。

逮捕和起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检察职能。逮捕只是个强制措施，其主要目的还在于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不应赋予其太多的功能和意义，更不能将逮捕和起诉等同。逮捕措施是在侦查初期采取的，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案件，证据还远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程度，捕后的侦查及审查起诉过程会发生很多变化，出现新情况或新证据也很正常。检察官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让其在审查逮捕时就准确预测案件的侦查结果。顺应案件的新情况或新证据，适时对强制措施作出调整才是理所应当。

如果让检察官承担“捕后必诉”的责任，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苛求。比如前段时间我有个案件，因为有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意见，检察官将同案5人全部逮捕。但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因两个鉴定意见被辩方证明不能采信，导致检察官在两次退补期满后不得不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如果后续侦查机关仍然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鉴定意见，则该案只能不起诉。案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捕后不诉也是合法合理。但要承担5名嫌疑人捕后不诉的负面评价，对于检察官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这种考核标准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检察官不敢轻易采取逮捕措施。嫌疑人没有被羁押，可能会出现串供、毁灭证据、脱逃等各种可能，从而影响侦查进程，以至于放纵犯罪。如此一来，逮捕措施没有起到保障诉讼进行的目的，失去了本身固有的功能。二是捕后必须诉，降低起诉标准、提高实刑率。检察官为了避免被扣分，会尽力使被逮捕的人判处实刑，于是很多本来可以不起诉或判处缓刑的嫌疑人被继续羁押，少捕慎诉的刑事政策成为空谈。

“捕后必诉”使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为摆设。刑诉法规定对嫌疑人被羁押后，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设立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初衷是为了降低羁押率。实践中，羁押必要性程序大量应用于那些出现新情况、新证据而符合取保候审的轻罪案件，如捕后刑事和解、认罪认罚等。但按照现在的考核标准，除非是出现无罪的情况，否则都要继续羁押并起诉。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分立时，两个部门的工作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审查逮捕只有7天工作时间，去掉周末实际上只有5天。检察官考虑的不是能不能诉出去，而是该不该捕。只要有犯罪事实，且有一定证据能证明是嫌疑人所为即可逮捕，不必要求证据达到充分的程度。虽然捕后取保、不起诉或缓刑的案件也会被复查、评查，但只要有正当理由，如出现新证据、新情况等，案件质量不会得到负面评价。彼时，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考核标准各自独立，且考核内容和重点完全不同，捕后的无罪或非羁押刑并不绝对影响逮捕案件的质量。

降低逮捕率有很多种办法，但不能不尊重客观规律，以捕后的处理结果一刀切地作为考核指标，只能是南辕北辙。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本质在于保障诉讼，如果不羁押也能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则羁押完全没有采取的必要。虽然刑事政策多次提倡少捕慎诉，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操作指引，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办案人员仍然在可捕可不捕的情况下选择逮捕。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检察官可以自主行使批捕权，不捕权却没有下放，检察官拟做出不捕决定前，还要向领导汇报，讲明理由。检察官为了减少程序和麻烦，也为了避免潜在的道德风险，一捕了事。如果将少捕慎诉真正落到实处，可以规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认罪认罚的案件以不捕为原则，以逮捕为例外，则检察官可以放心大胆行使不捕权。这才是真正将少捕慎诉落实在制度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

“少捕慎诉、”、“刑罚轻缓化”等刑事政策一直是近些年的主旋律，主要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帮助嫌疑人回归社会。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刑事和解、认罪认罚等制度，通过嫌疑人认罪悔过，退赔退缴等方式消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获得轻刑或无罪结果，从而更快地回归家庭和融入社会。但“捕后必诉”的实践必然阻断一部分人的回归之路，比如轻伤害案件，在逮捕前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但捕后达成了。本可以不起诉或改变强制措施的，却因检察官忌惮考核扣分而不得不继续羁押，并极有可能导致最后的实刑。

以在后的诉讼结果判断前一诉讼行为的正确性，是通常的考核手段，但这一考核方式往往将介入因素作为必须考量的内容，以此判断前一诉讼行为与后面的诉讼结果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介入因素实质性地影响了诉讼结果的形成，则不能简单地认定前一诉讼行为的有责性。但现在检察院对逮捕行为的考核方式完全不考虑介入因素，简单地将结果与逮捕行为匹配，直接得出逮捕行为正当与否的结论。这种考核方式视逮捕后漫长的侦查和审查起诉过程于不顾，置新证据、新情况于不理，放弃了对科学考核、精准考核的追求，也放弃了对嫌疑人权益的保障。

所以，捕诉合一，合的是部门和人员，而不是职能。考核标准仍应遵循客观规律，尊重逮捕和起诉的不同特点，二者只能“貌合”而“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