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86年到2001年十五年间，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高朋律师事务所王磊律师，当年从一开始就全面深入地参与了谈判，是谈判代表团中的法律人。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高朋所特请王律师撰写系列文章，回忆那峥嵘岁月的点点滴滴。我们也借此向那些当年站在改革开放一线，为国家利益在谈判中奋力拼博的人们致敬。

总协定当时有九十来个缔约方，但是大多数是休眠状态，不怎么参加总协定活动。经常参加中国工作组会议的，有二三十来个国家的代表，会上举手发言的不过十来个，积极分子有六七个，核心成员四个，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美国领头。

美国对中国参加总协定高调表示欢迎。美谈判代表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欢迎和希望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美国将同中国手拉手地进行谈判，而不是互相指责和争吵。美国相信，中国参加国际贸易体制将给各方带来积极成果，也有助于中国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

然而，在中国进入总协定和后来的ＷＴＯ的15年谈判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极尽所能讨价还价，也没有任何一个双边谈判，像中美这样涉及内容之广、问题之深、难度之大、政府层级之高。15年间，中美大大小小双边谈判达上百场之多，超过中国与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双边谈判。

审议中国贸易制度的成百上千的问题，有一半以上是美国提出的。特别是美欧联手，要求中国接受特别保障措施，更是沿袭了它们的一贯做法。特别保障措施，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本身违反了总协定的重要规则，即最惠国待遇规则。总协定规定有一般正常的保障措施。比如，某国进口的彩电突然大量增加，本国生产的彩电卖不动了，彩电企业效益下降，无法继续生产，需要保护，这时该国政府就可以对彩电进口提高关税，给本国彩电企业以喘息调整的机会，恢复生产，重返市场竞争。这是总协定允许的一般保障措施，其实施的对象是进口的彩电，而不问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彩电，所谓对物不对人。而美欧提出的特别保障措施，却是允许任何总协定成员国专门针对来自中国的彩电提高关税，来自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的彩电却仍享受低关税。这是一种专门精准打击中国出口产品的歧视性做法。

特别保障措施在总协定中有先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加入总协定，就被迫接受了这种歧视性的特别保障措施，其危害有多大呢？

有问题，找林登。

奥克.林登是瑞典人，总干事特别顾问。林登早在1961年就供职总协定秘书处，一直独身，把终生献给了总协定事业。他是总协定条文、规章、决议、案例、事件的“活字典”，是总协定不二的大管家，一直深受各国代表团和秘书处同事的尊重。他当时已花甲之年，是秘书处标志性的银发一族，踱着慢步，衣着与银发一样，一丝不苟，举止绅士，加之北欧人特有的低调谦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是秘书处最早接触中国的官员，大家遇有问题都随时向他请教，并总有获益。

林登亲自经历了东欧国家加入总协定的过程。他介绍，东欧国家加入总协定时，总协定缔约方认为：这些国家是计划经济体制，与总协定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规则和运行，有相当的差距，表现在进出口方面，这些国家中央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干预无法避免；进口方面，它们的关税不起作用，总协定规则中的“关税减让表”下的降低关税，对这些国家没有意义，因此罗马尼亚和波兰加入时的“入门费”，不是承诺降低其进口关税，而是承诺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外国产品；出口方面，在中央计划体制下，这些国家某些产品在某个时候对国外市场会造成迅速有力的冲击，所以缔约方需要有一个的特别保障措施，专门针对这些国家的产品提高关税，防止其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冲击。林登解释到，这些国家虽然接受了特别保障措施，但它们加入后的事实表明，该措施从来没有被援引使用过，主要是这些国家出口能力有限。

中国进入总协定，激活了东欧在总协定中创立的先例。然而，无论是中国当时的贸易体量和今后的潜力，都是这些东欧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保障措施的要求，显然是要中国重蹈东欧的覆辙。随时专门对中国产品的出口设限，无异于给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戴上了紧箍咒。

还有比这更棘手的问题。美国在高调欢迎中国进入总协定的同时，与中国的接触谈判比谁都频繁，对中国谈判施压的手段比谁都诡异。中美在总协定问题上，一直有条拦路虎，那就是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政策，就中国而言，如何解决。美国公开表示，中国进入总协定，引发美国是否要修改其相关的国内立法。如果谈得好，美国政府可说服国会修改法律，否则，美国只能引用总协定“互不适用”条款，与中国不适用总协定的规则。

美国是中国产品的最大海外市场，进入总协定，双方互不适用总协定的规则，这将使中国失去进入总协定的根本意义。

美国的如意算盘很明显。讨价还价得手，就修改国内法，跟中国在总协定中是贸易伙伴；没得手，就跟中国在总协定中形同路人。对如此近乎讹诈的谈判筹码，中国代表团一直顽强抗争了多年。美国国内法的拦路虎是何物呢？法律人要探个究竟。

未完待续……